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得益于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得以转化为资源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对一个国家来说，以劳动力丰富且廉价作为资源比较优势，归根结底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可见，一旦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就必然消失。中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2013年开始明显下降。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32.5%这一峰值水平之后便开始降低，2019年已经降到只有26.8%。然而，这个比重下降并不具有必然性。

中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以及竞争力，既在于挖掘土地、劳动等要素禀赋上尚存的成本优势，也有赖于发挥沿海地区在产业配套和集聚能力方面的规模优势。然而，从长期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发展潜力归根结底在于技术创新。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意味着后发优势在逐渐减弱。因此，对中国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制造业的稳定和提升，都越来越需要倚仗技术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更加倚仗基础研究的发展;而基础研究则需要国家通过资金投入予以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过于天真，更不能心存侥幸。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在关键的技术创新领域缺位。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恰恰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所在。

从资源、环境到气候变化等关乎人民生活质量及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都体现了从“公地”到“地平线”不同层次的外部性问题，不仅意味着市场的失灵，同时也使得集体行动、单项政策或者单个国家的行动常常不能奏效。因此，需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乃至更广泛的政策和规制，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稳定和升级制造业，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把增长、可持续性、美好生活等各种目标统一在政策体系之中。

(蔡昉)